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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生忠:一位将军的哲学

来源:青海省人民政府官网 作者:辛元戎 2022年01月29日 阅读量:

慕生忠将军戎装像。

修建青藏公路的民工。

天涯桥。

慕生忠将军主题公园已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殿堂。辛元戎摄

 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将军楼主题公园内,有座汉白玉的半身雕像,一位将军身着戎装,目光坚毅,凝视远方。经常有军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凭吊,满怀敬意地把哈达搭在将军的雕像上。

  这位将军,就是被誉为“青藏公路之父”和“格尔木市奠基人”的慕生忠。

  回望历史,1953年春,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物资供应问题,发展建设西藏,巩固西南国防,慕生忠远赴北京,主动请缨要求带领人马修筑青藏公路。因为国家没有这个项目计划,慕生忠的提议遭到了交通部的拒绝,但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支持下,国务院最终同意了这一申请,并拨付了修路的资金30万元以及汽车10辆,铁锨、铁镐等工具3000把。

  1954年5月11日,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开始动工修建,担任青藏公路筑路总指挥的慕生忠带领由19名干部、140名民工(后来增至1200名)组成的筑路大军,每人一把锨、一把镐,在高原上开启了艰难的征程。

 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,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,永冻土层厚达120米,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及海平面的一半。恶劣的自然条件再加上装备和物资不足,公路每往前推进一米,筑路者的身体和意志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。

  当年12月15日,历时7个月零4天,这支筑路大军让青藏公路穿越了25座横亘高原的雪山,开辟了一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的通天大道,在当时创造了用最快的速度、最低的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。

  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前的52年间,西藏85%以上的军用和民用物资都是通过青藏公路运往西藏的,这条公路为西藏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,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在将军楼公园内的将军楼、慕生忠将军纪念馆等处参观、瞻仰,不时可以遇到前来接受廉政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干部以及普通群众,人们仿佛又重新走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而在慕将军的事迹中,让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,这位从小只念过几年私塾,担任着政委职务的将军在修路过程中几次讲到哲学、讲到辩证法的故事。

  修路的哲学

  1957年12月9日,在中南海接见慕生忠时,毛泽东主席笑着问道:“你慕生忠好大胆,怎敢在杳无人烟的青藏高原上修公路?”

  慕生忠回答:“我是按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出来的。”

  主席又问:“几千里极少人烟,你向谁人去调查,又如何研究?”

  慕生忠答道:“我们是向大自然作调查研究。”

  主席听了很高兴,连连说:“科学!科学!”

  慕生忠曾用过“艾拯民”的化名,外号“艾大胆”,但他的胆量来自于科学细致的调查。

  1951年,西藏和平解放,中央派驻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,那时,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,从数千里外驮运物资进藏,1斤面粉的代价相当于1斤银子,粮食、补给问题成了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关键问题。慕生忠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,先后两次率部运送物资进藏。由于沿途气候恶劣,平均每行进1公里,就要消耗掉12峰骆驼。面对艰难的行路状况,慕生忠萌生了修一条从青海进藏的公路的想法。

  1953年,在他进京申请修路时,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(现川藏公路),根本没有修建青藏公路的计划。慕生忠不仅熟悉青海入藏的条件,还特意实地考察过康藏公路。他认为,康藏公路沿线山大谷深,地质条件差,容易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袭,冬天大雪封山期间无法通行,即使修成了,公路保养也很困难。相比之下,在青藏线修路,表面上看是位于高寒、高海拔的生命禁区,但是地势平缓,终年干燥少雨,公路的修筑和养护都比康藏线有利得多。

  慕生忠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,赢得了老领导彭德怀的支持,他指示慕生忠,修一条自甘肃北部经过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直抵印度边境的公路,并指出“要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。”

  为完成彭德怀的嘱托,在自己带队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时,慕生忠大胆启用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少将师长齐天然,让他带人同时修筑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。

  齐天然他们从敦煌出发,把路修到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边上。当地牧民们告诉他们,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人能从盐湖上走过去。但齐天然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军令状,竭尽全力往前修路。他带领筑路队伍一边在厚厚的盐盖上修整道路,一边把挖出来的盐水浇到平整好的路面上,等盐水干了就试着把车开过去。就这样,他们在盐湖上开出了一条平整坚硬、长30多公里的路面,人称“万丈盐桥”。

  后来,有技术人员质疑盐桥算不算公路,能不能长久利用,理由是教科书上规定,修筑公路时土的含盐量超过7%就要考虑改线。慕生忠不以为然,对他们说:“你说7%不行,那17%行不行?70%行不行呢?100%行不行呢?你都没有试过,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?量多了可以引起质变,盐不够的地方拿盐来解决。科学不是静止的,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啊。”

  很多年过去了,齐天然每每忆及此事都会感慨:“听着慕将军这番‘否定之否定’的议论,我深深感到他是在给我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课,自此我对他更加敬重了。”

  事实证明,慕生忠和齐天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后来格尔木还在盐湖上修了飞机场,如今,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也是呼啸着从察尔汗盐湖上驶过的。

  当领导的哲学

  在修路的过程中,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,站在最危险、最困难的地方。修路伊始,他就在自己的铁锨把上刻了“慕生忠之墓”5个字。他说:“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,这就是我的墓碑。路修到哪里,就把我埋在哪里,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。”

  在修建格尔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桥时,河水奔腾咆哮,桥面离水面有30米。桥建好了,工程师邓郁清跳上第一辆汽车要试桥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。他想,自己是桥的设计者,有责任来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,就算出了意外,“交待”在了这里,也是职责所在。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,自己坐了上去:“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,今日死了,今日就有人来接替;明日死了,明天就有人来接替。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,万一有个闪失,再没有第二个了。”当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缓缓通过天涯桥后,工人们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,慕生忠、邓郁清和司机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,热泪纵横。

  在这支筑路队伍中,无论是军是民,无论职务的高低,人人都得干活,18磅的铁锤,每人一次抡80下,他本人也不例外。慕生忠还有一个独特的辨别干部的办法——见面握手,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,谁的老茧越厚,他就越喜欢谁。

 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时,河里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。慕生忠二话不说,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水河中捞石头抢修路面。大家一个劲地劝他上岸,不用亲自下水。但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最深、水最急的地方带领工人们一起抢修。不用命令,不用动员,人们纷纷跳进水中,霎时形成了一堵人墙。10个小时过去了,等路修好了,慕生忠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。大家心疼地说:“今天让政委受苦了。”慕生忠笑着说:“我受点苦,可是价值大。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。数学上1+1=2,可在哲学上1+1可能等于3,等于4,甚至更多。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,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。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。”

  稳定队伍的哲学

  当年慕生忠带领人马来到格尔木时,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,举目四望,荒野茫茫,看不见一棵乔木。

  慕生忠将军并不是只知道埋头修路,他的目光看得很远,很远。当初在他的擘画中,就是要把格尔木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。因为,无论是巩固好格尔木作为进藏物资转运基地的地位,还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后,进一步提升公路等级、养护好公路,都需要一支稳定的干部职工队伍,而要稳定这支队伍,就要让他们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里生活。

  从1954年4月开始,慕生忠就组织民工,把从湟源等地拉来的14万株树苗种在了格尔木。作为政委,他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,他号召人们,“我们要安下心,扎下根,准备在盆地当第一代祖先!”“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大路,要在柴达木盆地建设起一座美丽的花园!”

  在创建格尔木基地时,他发起了一个“共产主义礼拜六”的活动。每个礼拜六,他以身作则,拿着锄头、笤帚,和干部群众一起开渠引水,种菜种树,打扫卫生,建设美丽的戈壁新城。

  从慕生忠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时的一份讲话材料中可以看出,1957年时,格尔木已经出现了义务劳动路、青年路、共产主义礼拜六路、敦噶路、二马路等5条大街,植树36万株。“绿化这个城市,使它披上绿色的服装,永远青春年少。”是他心中美好的愿景。

  不仅如此,慕生忠将军郑重提出要解决职工生存的基本问题。首先是“修建宿舍,消灭帐篷,使职工居住下来”;再者,“职工家属愿意来的我们欢迎并且给予就业生产的机会”;他还提出,要“开办职工子弟小学,让孩子们有书读。这样才会使职工安心于高原工作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。”最为传神的是将军对此作出的解释:“我认为,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,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;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,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。”

  话语是幽默的,心是紧贴着群众的。住房、就业、教育,不正是今天大力倡导要关注的民生问题吗?将军不愧是政委出身,要稳定队伍,他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  如今,当我们漫步在格尔木的将军楼公园,漫步在望柳庄,慕生忠将军他们这第一代格尔木人种下的杨树、柳树已蔚然成荫,很多树已经粗得连一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了。现在的格尔木已经是戈壁上一座“半城绿树半城楼”的现代化城市。

  慕将军离开了我们,但他那些有关哲学的故事,依旧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。(辛元戎)

  (本文老照片翻拍自《慕生忠纪念文集》)

作者:辛元戎

  资料来源:青海省人民政府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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